哪些因素扭曲了全球供应链？

如果说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和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形成外溢效应，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供应链的话，那么单边主义政策则是从一个点上全面出击，从多个方向攻击全球供应链，将造成多环节乃至全链条的功能受损。

伦纳德·里德在著名的《铅笔的故事》中讲述了一支简简单单，仅含木头、油漆、标签、金属片和橡皮的铅笔，是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各行各业生产者合作之下被生产出来的。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如今相当流行的现象——全球供应链。虽然60余年前的这个铅笔的故事还是一个相当初级的版本，但是，全球供应链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包含其中。更重要的是，从这个故事里，可能扭曲和破坏这个供应链的主要因素已经呼之欲出。

对里德这篇散文推崇备至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这个故事用在自己更为著名的电视系列片及同名畅销书《自由选择》中，并且对故事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一如既往地，弗里德曼强调的是千千万万彼此并不相识的生产者，无论是否需要一支铅笔，并不需要掌握他人具有的知识和信息，也无需借助一个中央计划者，仅凭价格机制形成了最有效的合作，达成了人人获益的目的。

在新技术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供应链无疑较之里德和弗里德曼时代所见现象更为复杂，但是，许多可能扭曲这个过程的因素是相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徘徊不去。当然，如今也存在他们当时看不到或者没有讲出来的新因素。从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最重要参与者的角度，本文揭示若干个里德和弗里德曼讲到的和没有讲到的可能干扰全球供应链的因素，以示对政策抉择的警醒。

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会因该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一个国家完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就不再具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资源禀赋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供应链的变化也可以是渐进的，足以让参与各方来得及做必要的反应，使整个供应链从容进行吐故纳新。

但是，也存在一种现象，即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具有早产的性质，因而过早过急地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这样，这种因素就形成对供应链的一种现实干扰。被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弱化，就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情况，里德和弗里德曼没有讲到过，或许也没有见到过。

当我们说一个经济体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时，其实在表达两种现象：一是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仍然积淀着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二是人口变化动态仍然不断向这个蓄水池注入新成长劳动力。中国在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就是同时处在这样的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人口红利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但是，2004年以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迅速上涨，致使制造业比较优势迅速被削弱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真的被消化殆尽。实际上，在这个转折点的形成中，人口因素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为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而并没有彻底转移。直到2018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2.9%，中国所属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9%。

在仍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遭遇到非农产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过快上涨，就会导致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遵循一个倒U字型变化轨迹，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2017年制造业比重已经降到了29.3%。

国际比较可以表明，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并非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195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6.8%水平上开始下降，按照2010年不变价，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16443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7%。日本的制造业比重在1970年从34.1%的水平开始下降，人均GDP达到187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9%。可见，这两个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转折点上，都属于世界银行分组中的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只有3069美元，尚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更高达43%。这种早熟型的“去制造业化”，使中国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失去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农业，而且高于服务业），为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设置了太紧的时间表。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供应链是在相对长期的时间里形成的，是参与各方制造能力和连接程度的综合结果，巨婴的早熟不可避免为全球供应链施加调整不及的压力。一组数字可以印证这些可能的效应。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表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前向中间品和后向中间品的出口比重，分别从2008年的11.6%和12.5%下降到2015年的8.5%和9.4%。

围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就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展开了讨论。经济学家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试图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弗里德曼从“铅笔的故事”中也引申出同样的道理），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只有通过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中央计划者，才能将其激励成为千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的有效经济活动。

参与这场争辩的经济学家被企业家蒙蔽了，以致走向错误的论证方向。面对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和无限发展空间的大数据，即使不是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证明，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知识和信息必然是分散的，因而也无需假设只有在试错中才能筛选出可供决策使用的正确信息。其实，当下提出所谓计划经济的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执新技术发展之牛耳的巨星企业所有者或代理人，对于自己在未来社会中控制地位的判断和意图。

看来经济学家忘记或者忽略了，恰恰是在他们所引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中，哈耶克先知先觉般地指出，在中央计划与市场竞争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并警告其存在的危险性。这就是企业的垄断。经济学家在论战中还引用了凯恩斯的名言——“无论是早还是晚，无论是好还是坏，危险的始终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群体。”事实上，既得利益的存在和现身一定早于思想，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产生坏的和危险的影响。

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环境中脱颖而出的这种企业有很多名称：超级明星企业、大型科技公司、公司巨人、独角兽企业，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超级大，并且从诞生那天就以大为美，因而不遗余力地追求扩大自己的规模。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无所不用其极，从收购与兼并到上市与私募，一切服从于扩大规模。

独角兽企业就说明了这种规模倾向。这个名称的发明者，将其定义为通过公开上市或私募达到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而创制于脸书的所谓“增长团队”的兴起，更说明这个扩大规模的冲动有多么强烈。增长团队成为企业CEO的最宠爱团队，被称为“企业最重要的产品特征”（马克·扎克伯格语），实际上就是以最不计代价的方式吸引最大规模的客户，技术创新也被用来为此服务。有无数多的案例表明，这类企业从不盈利，甚至也不追求盈利，风险投资人也不管其是否盈利，只是一味支持其扩大、扩大、再扩大。

据说扎克伯格学生时代的梦想就是把全世界连接起来，他后来所做的事业正是建造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连接着整个世界。然而，正如尼尔·弗格森指出的那样，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并非相等，其中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因此，所谓“连接”便是把所有的信息集中到一个中央指挥部来统筹，也就是亿万普通人“被”这些超级巨型企业来“连接”。为此这些企业表现出无所不做、无所不能的特点。

例如，亚马逊就绝非一个打折零售商所能界定的企业，而同时是市场营销平台、派送和物流网络、支付服务商、信用贷款机构、拍卖行和出版商等等。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金融科技和经营零边际成本性质，则如为欲望之火添加助燃的薪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它们的利益究竟何在呢？无非是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排挤掉竞争对手。

市场高度集中、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垄断从来都是恶魔。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和观察者发现，在当今这个时代，从制造挤出效应、阻碍技术创新、把千千万万参与者的信息加以垄断拥有、滥用、欺诈、侵权、扭曲，从而造成对供应链的破坏，到导致工资增长停滞、收入不平等，直至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无不与这种“巨星企业”的垄断有关。一旦这种垄断行为再寻求政府的保护和补贴，那就更是如虎添翼，危险至极了。

如同60年前一支铅笔的生产过程涉及从巴西到俄勒冈，从东印度群岛到加利福尼亚，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到密西西比千千万万互不相识，却在价格机制下密切合作的生产者一样，全球供应链也是由遍布世界各地的制造者和供应商构成的网络。虽然谈不上存在着一个多边框架，却是个多元化的合作过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参与分工的人们分属不同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不同的宗教，或许还彼此怀有敌意，但是，这些差异却无一可以阻止人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我们还需要补充一句：谁也不可能在合作中持续地“占便宜”或者“吃亏”。

把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倾向、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意志，以及贸易和投资中的保护主义政策合并在一起，必然产生一种单边主义行为。从此文将描述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政策举措，不难识别出典型的单边主义表现，相应地，也就可以推论出其对全球供应链可能造成的破坏。当然，就当前的针对性而言，我指的无疑就是美国及其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

奉行单边主义的决策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中“吃了亏”，而且这个“吃亏”发生在与几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看似奇葩，这种观点的形成也确有其根源。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具有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西对峙和南北隔绝，使得国际贸易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之间，表现为产业内贸易。此后，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国际贸易回归为产业间贸易，发生于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很显然，发展中国家以劳动要素交换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贸易的结果分别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

由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大行其道，坚信所谓的涓流经济学，并且有着与其富裕国家地位十分不相称的再分配政策，虽然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低收入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却不能分享。早期的应对策略可以说是关注国内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如实施过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把没有偿还能力的家庭也诱导到次贷这种现代庞氏骗局之中，直至导致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最新的领导人则把矛头转向国外，基于单边主义形成一个中央作战指挥部，指摘所有的贸易伙伴为“占便宜者”，采取了罕见的保护主义措施。

如果说早产型比较优势变化和超大型公司的垄断，会因有关国家对自身产业的伤害，形成外溢效应进而在特定程度上损害全球供应链的话，单边主义政策则是从一个点上全面出击，从多个方向攻击全球供应链，会造成多环节乃至全链条的功能受损。

首先，以惩罚性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扭曲价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也就是扭曲信息，使供应链在错误信息环境下无所适从。其次，对他国处于供应链重要环节的生产者实施制裁和封锁，则意味着直接冲击供应链，造成链条的硬伤或断裂。一句话，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通过打击全球供应链，必然对世界经济造成莫大的负外部性。

前述讲到的三个方面，远远不能穷尽造成全球供应链扭曲的因素，却是当前对于中国最具针对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尤其是，这三种现象已经不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危害着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方式，所以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更不应该坐以待毙。以此为问题导向，我们以更大力度推进更深入的改革和更高级的开放。

首先，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中国仍有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可供转移。不要说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仅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也高出5个百分点，而按照2018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总量8.1亿来看，转移出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就意味着增加800余万非农产业劳动力。通过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可以大幅度缓解劳动力短缺，抑制工资上涨趋势，延长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其次，把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变成具体的改革日程，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制度安排保障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姓公姓私，政策上一律平等对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政府的鼓励政策应该更多用于中小微企业，而对于大型、具有天然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则应该加强规制，将现实的垄断行为防范于未然。

最后，扩大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中国最根本的策略就是以扩大开放，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虽然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格局和态势仍然于我有利。例如，1990-2017年期间，美国经济全球占比从23.9%下降到21.6%，同时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2.0%提高到35.3%；美国制造业比重从15.9%进一步下降到11.6%，而中国的这一比重在2017年仍然高达29.3%。

可见，中国应有足够的信心以及切实的方案，加强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而不是回到“内向”发展或接受“脱钩”。